土改是躺在门板上让抬回来的。在夺权的武斗中他们这一派打输了，被另一派从县城里赶出来。天喜再没地方去就回来了，土改不服气，又参加了后来的武斗，结果尻蛋子上挨了一矛子，血淋淋地让人抬回来。还算好，挨矛子戳的是肉厚的尻蛋子，要是一矛子戳在肉薄的胸口上，他的这条小命就扔在城墙壕里捡不回来了。那一矛子把郭土改的张狂劲也就给戳没了，他成天捂着个烂屁股，再不是下马河大十字上站在狮子头上的那个英英武武的红卫兵了。还算不错，那一矛子没有伤了筋骨，只是伤了皮肉，回来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也差不多快养好了。今天也歪歪扭扭地下来开会来咧。
郭安屯手里捏着一卷子报，站在皂角树下。卧马沟每次开会政治队长都是当然的主持人，在这方面吴根才从来不和他争，李丁民也不和他抢。吴根才从一开始就厌恶开会，性格沉寂的李丁民更是不愿意多说话，两个人把风光的角色就让给了他。
今天皂角树底下没有摆放那张象征主席台的桌子，是吴根才不让摆。吴根才和李丁民也和社员们一样席地坐在干酥酥平展展的场子上。前面面向大家背靠皂角树站着的就郭安屯一个人，他手里捏握着一卷报纸，黑黝黝的脸上激荡着在地里干活时没有过的亢奋，他捡拾起刚才吴根才说过的那句幽默话，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今天咱们集体在皂角树底下磨一晌镰。”磨镰不误砍柴工，在地里干活，干的困乏了的时候，想抽几袋烟，社员们不说是抽烟，就说是要磨镰。歇下来抽吸上几袋旱烟，过过瘾，再干起活来就欢势有劲了。但是把开会学习也叫成磨镰这还是第一次。郭安屯解释说：“磨镰是为了更好的砍柴，同样道理，坐在场子上学习也是为了更好的革命。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，所以开会也能叫磨镰。”他的解释通俗而不牵强，引的场子上起一片笑声。
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政治队长把磨镰开会规定成一种制度，过上三几天，他就要组织社员们坐到皂角树底下来磨磨镰，这也不能怪郭安屯。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，早请示晚汇报在别的地方闹腾的更凶。
要搁在早先，遇到这种只磨镰不砍柴的现象，吴根才肯定会虎势汹汹地说：“开上十天会，不如干上一晌活，会开的再好，庄稼地里的草该长还长，只有挥起锄头，地里的草才不糊庄稼。”但是这话他现在不说了。自从在下马河大十字上挨了批斗，他就消沉的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啥也懒的说，啥也懒的管，啥也放任自流地让它们去了。他兢兢业业公公道道地干了二十多年，却干出个修正主义，他想不通。吴根才有些心灰意冷，他现在心里只挂着一件事没有松过口，那就是不能让郭安屯把月儿随随便便地揪出来批斗。除过这，别的啥事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管，都由着郭安屯去折腾，他说开会就开会，他说学习就学习。
真是不容易，在吴根才的庇护下，耀先月儿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稳定的日子。而这段日子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高潮，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日了最难过的时候。
有了这段喘息的时间，他们在崖口上把被红卫兵砸毁坏的东西慢慢地又恢复起来。
新生还是早早地走晚晚地回在山坡上放羊。杏花刚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就向她爹嚷着要跟上新生一起去放羊，她觉得放羊比干别的农活好玩，清朗朗的天，绿茵茵的草，哗啦啦流淌的河水，咩咩叫的羊群，和歌里唱的书上写的一样，多好呀，还有小学同桌五年的新生。杏花美好的心愿让父亲一个凶狠的目光给碰趸回去。杏花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父亲这样凶狠过，她只好把那个好玩的念头打消掉，只好一天三晌跟着姐姐们干一样的农活。山里的女娃子和山里的男娃子一样，不上学就得干活挣工分。
时间像马沟河里的水一样静悄悄地向前流淌着。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时间是最公平的，也是最无情的。万物之灵的人，也许能改变一切，唯独改变不了时间。垒一道坝，打一条埝就能把流淌的河水拦挡住，时间拿什么能截堵住？什么也不能，任何力量在时间面前都是苍白的。
时间在流失着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在进行着，老百姓生儿育女的日子自然也还在过着。一料麦子又割倒了，这不算是一个丰收年，也不算是一个欠收年，是吃不饱，也饿不死的平常年。这样的年景分下粮食就得细细法法紧紧巴巴地过，一铺张就夏接不上秋，秋接不上夏，就又要饿肚子。
不敢铺张，但正常的人情事理还是要打点过去的。中条山上有个送麦罢的风俗，就是割倒麦子，磨出来新面，家家都要蒸一锅雪白的馄饨馍给出嫁的女儿或是没过门的媳妇送，这叫走麦罢送馍，是互庆丰收的习俗。给出嫁的女儿送麦罢好说，就是送几个新面蒸出来的大白馍，顶多再卖一叶凉席，女儿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送多送少，迟送早送都不见怪。给没过门的儿媳妇送，可就没这么简单随便了，只送几个大白馍是万万不行的。许多订好的婚姻就是因为在送麦罢上闹出纠纷，而踢了炮杆（踢炮杆是晋南土话：不愿意的意思），所以，给没过门的媳妇送麦罢是有讲究的，除了大白馍凉席之外，还要有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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